王旭明等待退休剥洋葱people

“之前觉得自己是斗士，现在发现自己是唐·吉诃德。唐·吉诃德还有桑丘，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60岁的王旭明正在等待退休通知。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

文｜新京报记者李兴丽编辑｜胡杰

校对｜郭利琴

本文约字，阅读全文约需11分钟

最近一个月，王旭明的办公室越来越干净。

之前，桌上左边一摞书，右边一摞文件，人埋在中间。现在书和文件清走，人往中间一坐，“都显得高大了”。

王旭明梳背头，打着发胶的头发黑亮，他穿一件黑色暗花面料的西装，挺括考究。每周两次的游泳和华尔兹帮忙保持了身材，他身高1米77，不到斤重，没有挺起的肚子。如果不是写字时要把花镜戴上，你看不出这是个即将退休的人。

按生日算，60岁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已经“超期服役”了近4个多月。现在，他一边等着自己的退休通知，一边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
从当年教育部饱受争议的新闻发言人到自负盈亏的语文出版社社长，十年过去，他说，自己最终成了“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的人”。

焦虑的社长

临近退休，王旭明又开始频繁登台讲课。

从6月开始，他组织了十几场培训，给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讲“怎么用好新教材”。按照教育部要求，从今年9月份开始，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统一采用全新的“部编本”(由教育部直接编写)教材。

这意味着，王旭明团队此前花费3年多时间修订的教材将退出课堂。

中小学教材出版占语文出版社营收的70%以上，“未来几年，收入肯定会大幅下降，”郑伟钟曾任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部主任，他感觉退休前的王旭明并不轻松，甚至经常焦虑。

他忙着找各个部门的中层谈话，催着社里打造一批教材外的产品，“想在走之前探索出替代性的支柱性产品”。

7月，他拉着几位主任，列了几个选题，研发新书。“他是个干事儿的人，要求高，我们每天都想着怎么给社长交作业。”中学语文部主任朱春玲觉得，要退休的领导“没有退休的概念，每天还是跟打了鸡血一样”。

既要开发新产品，又忙于日常事务，下属慢慢察觉到，他的脾气开始变得不太好。“下面做不好，他会觉得就是没用心干，就批评。”郑伟钟听到的抱怨多了，年轻人不理解，觉得他工作方式简单粗暴。

在郑伟钟记忆中，王旭明是随和、宽容的。年，他负责接待一位顶尖语文专家。人没接到，专家自己站到接待桌前也没认出来，“对方很生气”。他准备好了挨骂，王旭明却没有发火，半夜敲开专家的门“说好话”，才留下专家继续参会。

如今，那个随和的社长也会忍不住“骂人”。

“他现在是焦虑。”郑伟钟理解他，退休之前，他得为出版社探索一条生存的路径。

在员工看来，语文出版社已经和即将退休的社长融为一体。早些年，出去宣传推广，别人总是问：“有语文出版社，那是不是还有数学出版社、物理出版社啊？”现在一提，对方都知道，“哦，语文出版社，就是王旭明那个。”

语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国教育出版集团，为了出版社的发展，他也是集团“最不招人待见的发言者”。在会上，他直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甚至还向教育部党组写信反映问题。

“这4个多月，心理压力更大，因为觉得近十年过去，在语文出版社没有做出什么。”王旭明坦言，在语文出版社的日子，一直处在一种矛盾中。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和变动的政策，还想做一些有出息的作为，想做文化价值高的产品，“那种矛盾心理非常尖锐，很痛苦。”

郑伟钟去拉萨援藏一年多，中间回来见他。王旭明穿得依然很潮，但是“脸上皱纹多了。”一进办公室，遇上他在测血糖，他就拉着郑伟钟也测测。

50岁出头，刚来出版社那会儿，他忌讳人家说他“老”。直到60岁到来之前，跟人聊天他都避谈退休。但是有那么一瞬间，王旭明把它称为顿悟一样的“猛醒”——心态变了，“之前觉得自己是英雄斗士，现在发现自己是唐·吉诃德。唐·吉诃德还有个桑丘，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他开始主动告诉别人，“我是要退休的人了”。

退休前的王旭明很焦虑，他希望出版社探索一条生存的路径。受访者供图

教育部的一颗星

年，刚到语文出版社的时候，朱春玲和同事都觉得王旭明是“电视里的人”。此前5年，他是频繁出现在电视里的“风云人物”。

年8月，时任教育部办公厅副厅长的王旭明，被任命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。年非典之后，政府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，修改保密法，制定了信息公开条例。

那一年的9月，来自教育部、国家环保总局、卫生部等66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学习，此后又选派部分发言人到美国、英国等地参加“高级研修班”。

这群人被称为“黄埔一期”新闻发言人，年龄大多在30-45岁，包括王旭明、毛群安、王勇平等日后引人注目的发言人。

任职5年，受过中西培训的王旭明开了一百多场发布会。“大背头梳得一丝不乱，穿上花衬衣，嚼嚼口香糖，再喷点香水，”在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桂杰印象里，当时的王旭明就像一个明星，“他一出现，等待的记者觉得整个大厅都亮了。”

发布会他开得较真。

“比如，他会让记者当托儿，直接提问，对贫困生的资助政策，为什么有8个省市按兵不动？”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记得，为了了解基层助学政策的问题，他组织了记者采访团，把新闻发布会开到了宁夏固原，甘肃会宁。“很多发言人怕经念歪了，但他好像只怕教育部的政策大家不知道。”

“出位”的表现经常把他和教育部推上风口浪尖。

有段时间，媒体频繁曝光困难学生上学难问题，一度让教育部很尴尬。开发布会的时候他表态，“媒体无视国家出台的资助政策，呼吁爱心助学是无知的表现”，媒体哗然，回去写文章——王旭明“媒体无知论”。

被聚光灯裹挟着，先后出现了“中国教育成功论”“名校生养猪论”“媒体无知论”等王旭明“十论”。这“十论”中除“大学生买衣论”，“那纯属诬陷和断章取义”外，“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”王旭明如是说。

有评论称赞他有个性。“他是后非典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的先锋代表，率性而机敏。”曾任清华大学全球新闻研究室主任董关鹏说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也曾称赞，王旭明的话传播效果好，“很容易让别人记住。”

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王旭明哗众取宠，有网友“要求教育部撤换王旭明”。

原《瞭望周刊》记者周大平记得，跑教育口的记者成天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王旭明，“他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人，真正希望记者和政府有交流。”

周大平与大大小小的官员接触不少，对宣传部门负责人的防御姿态非常熟悉，“你刚提一个报道思路，他就说，你这个肯定不行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。”

王旭明不一样。副局级的他，总是先去协调各个司局长。如果相关司局不同意采访，他会向记者转告原因，到了合适的时候，还会记着帮忙约访。

“真诚、风趣，又不出边儿（不越界），跟一般官员不一样，是可以交往的人。”周大平说。

在教育部任职5年，王旭明开了一百多场发布会。

市场里“扭秧歌的人”

年，王旭明卸任教育部发言人，转任语文出版社社长。

语文出版社的环境很安静。办公楼三面被东城的胡同包围。小院里有古槐一棵，春荣秋枯。

偶尔，穿着时尚西装的社长会坐在格纹的老旧沙发上，盯着古槐“发呆”。

“官升半级成了一把手，能签字，有专车，也不用再因为说了一句话被口诛笔伐。”在朋友们看来，这样的调动也不错。

王旭明却花了很大心力去适应，“就像从跳芭蕾的变成了扭秧歌的。”

在调任语文出版社之前，他连这个出版社的名字都没听说过。上任两年，事业变企业，从未搞过经营的他，要负责多口员工的生计。

那几年，为了从教材市场分一杯羹，他在全国跑，跟人家吃饭、谈生意。“以前别人请我，我都不去。后来我请别人，人家不来，还得再请。”为了卖出教材，迎合别人的时候，他老是过不了心里的“坎儿”：“我是在聚光灯下讲政策，高谈追求的人啊，怎么为推销自己的东西变得这么不堪？”

在机关就像跳芭蕾，只需要在聚光灯下为政策鼓与呼，而扭秧歌是脚踏实地的谋生。“你要赚钱，就要接受心灵的啮咬。”王旭明在博客里写道。

他下去走访调研，听了名师课，大吃一惊。最夸张的一次，在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一课时，老师突然“引爆”了事先藏在讲台一侧的化学装置，学生和听课的老师吓得拔腿逃出教室。

他开始“炮轰”表演、造作、过分拔高的语文教育。“语文课被上成了表演课、音乐课、思想教育课。”他在媒体上提出“真语文”理念，要求慎用多媒体手段，回归传统的语文教学。

郑伟钟记得，王旭明曾立志要把语文出版社修订的教材做成最好的语文教材。

“全国各个出版社的社长，亲自主编一套教材的，只有语文出版社一家。”曾参与教材编写的郑伟钟回忆：“两边稿件堆成山，王旭明坐在中间一篇一篇看”，为了一道课后练习题，大家会争得面红耳赤。

“原来4点半，人陆续就开始走（下班）了，他来了之后，总有加不完的班。”中学部主任朱春玲说，王旭明要求每个人都要做“四会人才”--会编教材，会写文章，会说特点，会讲教材。“他有一种迫切要培养我们的希望，经常说，做一份工作不能混吃等死。”

但在教材上，他“并没有打一个完美的胜仗”。他主编的教材问世一年后，部编版教材开始逐渐推广。教材未经市场检验就要退出，社里员工觉得“挺受打击”。他像曾经当发言人一样，在大会上动员大家：“部编教材关系到国家战略，大家要积极支持。”

当发言人时，相熟的记者曾为王旭明想象了一条平稳的“晋升路”：安安稳稳卸任发言人，然后到一所部委直属的高校做党委书记。

现在，说起那条“路”，他直言，那是别人的路，不是他的路。离开教育部后，他自称变成了“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的人。”

“出版社完善了我，这段经历，让人生是独特的、立体的。”他想了想，又重复一遍，“真的，这是心里话！”

微博上，王旭明是拥有近两百万粉丝的大v，六七年时间写了上百万字。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

两百万粉丝的大V

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后的近十年，王旭明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讲师和网络大V。

10月31日，在一堂危机公关课上，他用3张ppt给来自西南某省的后备干部讲“爱”。

他在一百多人的课堂上游走，随机叫起一位“领导”提问：

现在，你所在的县因事故死亡5人，你是负责人，怎么向媒体表达你的态度？

“我很遗憾。”

“别光遗憾啊，难受不难受？”

“难受。”

“死亡5个人，你就一般的难受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加个修饰词。”

“我特别难受。”

他这才满意，转身对着听课的一百多位学生说，“什么是爱，爱就是我们干部说话要看见人，眼里要有人。”

他的授课邀约不断。很多地方请他讲危机公关、新闻发布和沟通技巧。他讲过数百堂课，这样的对话几乎每次都要重演。

“小学三年级的内容，一个词一个词教。”他说，“很难，不是因为不敢说，而是不会说。”作为讲师，他发现遇见的官员语言能力普遍萎缩，多年来习惯了一套语言，已经丧失了讲其他话的能力。

对他来说，言说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
办公室的书柜上一字排开，摆了一排奖杯：“新浪风云博主”、“腾讯年度致敬时评家”、“一点资讯优秀作者”……

微博上，他是拥有近两百万粉丝的大v，一条微博“一两万阅读”。

“我就是有困惑，想推动信息公开，同时普及点常识。”他的困惑和常识变成文字，在网络上引发


本文编辑：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 http://www.tljfr.com/jbby/14316.html